后来，我才知道，暑假的时候，她失去了她的父亲，她一个人既要安抚母亲的情绪，又要应付村里来吊唁的亲朋好友。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我的热情没有收到回复。
我嘲讽自己不自量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随后便渐渐少了联络。
寒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小蕾主动联系了我，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学校，一起吧。
我看着那条短信笑的像个傻子，觉得这两毛钱一条的短信是她主动发给我的，她肯为了我花两毛钱，那我们就还有可能。
为此，我特意跑到火车站，排了老长的队，退了之前的卧铺，又买了一张和小蕾同一天的硬座票，还特意让工作人员给我选了个靠窗的位置，万一要跟小蕾旁边的人换座位，靠窗的位置更有话语权。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小蕾的票是三连坐的靠过道的位置，中间是一个胖大姐，靠窗是一个中年大哥，他俩并排一坐，就只剩下半个位置了。
小蕾尴尬的笑着，说大姐你能不能往里坐坐。
大姐豪爽的笑着，“再往里，就坐大哥身上了！”
我赶紧把小蕾的行李箱放到行李架上，又掏出票给那位大姐看，“不然咱俩换一下吧，我的座位靠窗，两人位的！”
大姐看看我，又看看小蕾，了然于心。
替大姐帮行李换到另一节车厢，我便顺理成章的坐到了小蕾旁边，将小蕾和那位中年大哥隔开。
小蕾礼貌的跟我说谢谢，我心猿意马的笑着。
从我们县到北京，足足26个小时的硬座，跨过了一天一夜，我感觉自己坐的屁股发疼，双脚肿胀。
可是我没有觉得辛苦，只盼着火车能慢一点开，最好坏在路上。
凌晨的火车更加熬人，旅途的疲惫让人精神恍惚，车厢里白亮的灯光又晃的双眼发木，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嘈杂的声音令人心烦意乱。
我看着小蕾，她已经很累了，双眼闭着，一会儿往外倒，一会儿往里倒。
她座位边上站了个大妈，用胳膊撑着座椅，把头靠在手上小憩。
这样就使得小蕾每次往外倒的时候，脑袋都撞到那位大妈的肘子上，撞得生疼。这样反复几次后，她便潜意识的往里倒。
我小心翼翼的往外坐，好让自己肩膀的高度刚好和小蕾的脖子齐平，这样小蕾在倒过来的时候就能刚刚好靠在我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