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很多的人，包括当时正在初露头角的“活体解剖激烈派”杂志的编辑在内，都会认为索米斯没有丈夫气，应当把他妻子门上的锁敲掉，把妻子痛打一顿，跟她仍旧快快活活过着结婚的生活。
目前人类的残忍行为虽然不象过去那样可恨地被仁慈的意味冲淡掉，可是国内一部分温情主义的人尽可以放心，因为索米斯这类事情是全然不来的。原来在福尔赛家人中间，打骂的行为并不受欢迎；他们太小心谨慎了，而且，整个说来，心肠也太软。拿索米斯来说，他的性格里总还带有一般的自尊心，这点自尊心虽不足以使他真正做出什么慷慨的事情，却足以阻止他听任自己做出极端卑鄙的事情，除非是在他极度气愤之下。最大的理由是这个十足的福尔赛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有什么可笑的地方。他除掉把妻子老老实实打一顿外，别无办法可想，因此他也就一声不响容忍下来了。
从夏天起，一直到秋天，他照样上他的事务所，理他的藏画，并且请朋友到家里来吃晚饭。
他暑天也没有出门，因为伊琳不肯离开伦敦。罗宾山的房子虽则造好了，始终还是空着，没有主儿。索米斯对“海盗”提出控诉，要求他赔偿三百五十镑的损失。
一家叫佛里克—艾布的律师事务所代表波辛尼提出辩护。他们一方面承认事实，但是对索米斯的通信提出异议；这封信如果去掉一些法律名词的话，就等于这样：那句“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完全是自相抵触的。
也是机会凑巧——这种机会在法律界那些掌握机要的人士中虽则难得碰到，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有不少关于这项对策的消息传到索米斯耳朵里来。原来他的事务所里那位同伙勃斯达有一次往法院讼费检察官华米斯莱家中赴宴，碰巧就坐在普通法院的年青辩护士1姜克利的旁边。凡是法律界聚会，碰到妇女不在座时，总逼得要谈些所谓“本行”；就因为这个缘故，那位年轻有为的姜克利辩护士就跟他的邻座提出一个不涉及他个人利害的难题来；这位邻座的姓名他并不知道，因为勃斯达一直都是在幕后活动，外面很少人晓得他的名字。
姜克利说他碰到一件案子，里面有一点“很微妙”接着他就把索米斯这件案子里的难题讲给他听，同时小心保持着一切职业上应守的秘密。他说他跟人家谈过，那些人都认为“很微妙”不幸的是，引起争执的数目很小“不过对于他的当事人来说却他妈的关系很大”——华米斯莱家里的香槟酒虽则不好，可是很多——他担心法官可能会敷衍了事。他打算大大的干一下——这一点很微妙。他的邻座怎么一个看法？勃斯达为人本来极端深沉，所以什么话都没有说。可是事后他把这1英国的律师分出庭与不出庭两种，为了分别起见，在本书中把出庭律师都译作辩护士。
事告诉了索米斯，有点近于恶意开玩笑，原来他这人虽则不大说话，一个普通人的爱恶还是有的；最后他还说出自己的意见，认为这一点的确“很微妙”
我们这位福尔赛根据原来的决定，已经把这件案子委托乔布林一波尔特律师事务所办理了；委托之后，立刻就懊悔没有亲自办理这件事。当他收到波辛尼方面送来的辩护书副本之后，他就上这家律师事务所来。
这时乔布林律师已经故世了好几年，经手这件案子的是波尔特；波尔特告诉索米斯，在他看来，这一点相当微妙；他很想请教一下专家的意见。
索米斯叫他去请教一位能手，两个人就去找到皇家法律顾问华特布克，认为他是数一数二的；华特布克把文件留在手里六个星期，然后写了下面的意见：
“在我看来，这封信的真正解释跟双方的原来动机有很大关系，要看审判时双方的口供才能决定。我认为应当设法从建筑师这方面弄到一点材料，表示他承认自己知道用钱不能超出一万二千零五十镑。至于要我研究的那一句‘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的话，这一点很微妙；不过我觉得大体说来‘波瓦卢控诉白拉斯地德水泥公司’一案的判例是可以援用的。”
他们就根据这个意见着手起来，向对方提出些质询书，但是可恨的是佛里克—艾布的回信非常之高明，信里什么都没有承认，而且也不损害到自己的权益。
索米斯到十月一号才看到华特布克的意见书，就在餐室里等候用晚饭的时候。这使他心绪很是不宁；倒不完全是因为看见“波瓦卢控诉白拉斯地德水泥公司”案件的判例可以援用的缘故，而是因为这一点最近由他自己看来也显得微妙了；这里有一种非常可喜的引起争执的地方，正合法律界的口胃，好借此大显身手。他自己如此看法，现在皇家法律顾问华特布克也是如此看法，一个人怎么会不着急呢？
他坐着盘算着这件事，瞠着眼睛望着空壁炉的炉栏；原来时间虽则已经是秋天，今年的天气却始终晴和，就好象仍旧是八月下旬似的。急的滋味真不好受；他恨不得一脚踩断波辛尼的脖子才痛快。
自从罗宾山那天下午之后，他就没有见过波辛尼；虽说如此，他始终觉得波辛尼就在他的眼前——那张瘦削的脸上的两个高颧骨和一双热情的眼睛，他脑子里一直记得。可以说他始终没有摆脱掉那天夜里天亮时听见孔雀叫的感觉，觉得波辛尼常在这房子左近窥伺，这并不是过甚其辞。每到天晚时，他看见有什么人在门口走过，那个身形都象是“海盗”——乔治给他起的这个绰号真是再确切没有了。
伊琳仍旧跟波辛尼会面，这一点他是肯定的；至于在哪里会面，或者怎样一个会面法，他不知道，也不想问；他私心里隐隐有一种顾忌，觉得事情知道多了反而不好办。这些时，好象一切都是地下活动。
有时候他问起妻子上哪儿去的——这句话是所有的福尔赛都免不了要问的，因此他也照样不放过——她的样子显得很古怪。她那种镇静的派头真是了不起，可是偶然间在她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具上——尽管一直在他眼中是那样莫测高深——也会隐隐看出一种他一向不大看到的神情来。
她有时连午饭也出去吃；当他问起贝儿生，太太是不是在家里吃午饭时，贝儿生的回答时常是：“没有吃，老爷。”
他极端不赞成她一个人在外面闲荡，而且跟她当面说过。可是她并不理会。她不听他劝告的那种若无其事的派头有些地方使他又骇又气，然而又不禁好笑。的确，她好象心里在自鸣得意，认为把他压下去了。他站起来，把皇家法律顾问华特布克的意见书放下不看，上楼进了她的卧室，原来她白天并不锁门——他看出她总算识得体面，不让佣人瞧见笑话。她正在刷头发，这时转过身来向着他，凶狠得有点莫名其妙。
“你有什么事情？”她说。“请你离开我的房间！”
他答：“我要知道我们两个中间这种情形还要继续多久？我已经容忍了好久，再不能忍下去了。”
“你能不能离开我的房间？”
“你能不能把我当作你的丈夫？”
“不能。”
“那么，我就要逼你非叫你把我当作你丈夫不可。”
“来吗！”
他眼睛睁得多大的，对她回答得这样镇定，甚为骇异。她嘴唇闭成一条线；一大堆蓬松的头发覆着裸露的肩头，异样地金光灿烂，越发衬托出那双深褐的眼睛——眼睛里面燃烧着畏惧、仇恨、鄙视和那种他习见的异样的胜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