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那个上午，我沿着国境线走了很远，在以为要迷路的情况下，又从林子里摸了回来，不知道这算不算幸运。
至于极光，同屋的一个南方瘦子说现在看不到，要到夏天才有。
“夏天？”正翻馍片的老板娘皱皱眉，笑了，“我嫁到这儿都快十年了，一次也没见着!”说不好为什么，听她这么说，我竟有些失落。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漠河，就像不知道为什么待了四天就走，其实兜里的钱还足够维系一阵，这个到处冻得硬邦邦的地方即便不见得多讨人喜欢，也不至于令人厌恶。
在哈尔滨火车站兜了俩钟头后，到底是买了一张途经平海的硬座票，风尘仆仆地坐上十八路公交车时已是2006年元月五号晚上七点多。
平海也飘着雪，唾沫星子般若有若无，黑夜在路灯下，在肮脏的雪地里，时走时停，时急时缓。
不等驶上花园路，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直到过了南平河大桥才赫然发现往常灯红酒绿的宏达大酒店竟一片黑灯瞎火。
是的，那个曾经能远远点亮大半个夜空的光污染源如今只剩下几扇微微泛黄的小窗，在宏达路口亮如白昼的路灯衬托下更是阴森森的，说不出的诡异。
形而上的酒店雕塑在氤氲的车窗外不断后退，厚厚的积雪使它膨胀起来，却又被强光挤压成一道颀长而扁平的阴影。
像是吞了一口冷风，好半晌我喉咙里都咕咕作响，大半碗羊汤下肚才算是缓和下来。
老南街人很多，就着几角旮旯里的小桌，我吃了一碗面、两张饼、一大份羊汤，还顺带着咪了二两酒，整个人大汗涔涔。
结账时摸到了包里的诺基亚，就开了机，果不其然，有好几条母亲的短信，从二十九号一直到元月三号，先是问我咋关机了，又问元旦回来不，最后问到底咋回事，让我看到短信后迅速给她回电。
我倒是希望能看到陈瑶的短信，可惜并没有。
老南街巷子多，七拐八绕地晃了一圈，不知不觉间河神像近在眼前，许是身上的雪不甚均匀，它在夜幕下像是即刻就要倒掉。
而广场一如既往地灯火璀璨，只是空荡荡没几个人，刀割似的小风里，远处的彩灯鬼火般忽明忽暗。
在路口杵了一会儿，我调调背包的肩带，朝红星剧场缓缓踱去。
不知里面正演着什么，丝竹之声和橙色光线呈放射状，平滑地蔓延至四面八方。
我觉得听到了郑向东的声音，却也说不准。
不同于广场，剧场门口清理得很干净，积雪堆在墙根，有半人多高，几乎要和墙檐垂下的冰棱抵到一起。
海报在公告栏里瑟瑟发抖——也不光海报，连那层洋铁皮都不时“咚”地一声响，如同被鬼魅敲击。
上面说为庆祝元旦，连演三天《再说花为媒》，还邀请了京派相声演员什么的，右侧那张则是新戏预告《海棠的婚事》，“新年大戏，敬请期待”，一种非常套路的口吻，但铜版印刷还不错，起码我认出了青霞和张凤棠。
偶尔会有人推开铁门，进进出出，我百般犹豫，终究没有迈开脚步。
马路牙子上蹲着几个抽烟的人，大概是等车吧，我也情不自禁地点上了一根。
没抽两口，过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问住店不，正是这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
不知她在说什么，但口气轻松，带着笑意。
几乎条件反射，我立马背过身去。
同行的是老赵，连连叹气，笑声却带着电流一抖一抖地攀至夜空。
等他们拐过街角，我才抬起头来，母亲一身长羽绒，两手操兜，尽管老赵腰杆挺得笔直，还是比她矮了小半头，俩人走得很近，在光晕中似是要融合起来。
综合大楼三楼一整层都亮着灯，徘徊半晌，我还是没有上去，哪怕最近的一次已行至楼道口。
风大了些，在耳畔呼呼作响，雪花却没了踪影，漆黑的空中浮着一团驼色，像是被人刷了层凝固的油脂。
我拽拽帽檐，跺跺脚，最后跑门口拦了辆出租车。
两条保暖裤外加一条羊绒裤，在漠河算薄，但到平海可以说厚得过分，特别是喝了一碗羊汤后，只是现在，适才冒出的汗冷飕飕的，几乎要将我凝固起来。
车上我给牛秀琴打了个电话，没人接。
到了滨湖花园南门，隐约觉得她家里亮着灯，但到底是哪一户一时半会儿又确定不了，上次见她是在城西的一个宾馆，这里得有近一年没来了。
门房有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我并没有过去问。
连拨了俩电话，还是没人接。
在风中哆嗦了半晌，我径直返回宽得能当网球场的滨湖大道。
这里没什么新年氛围——虽然只是阳历年——甚至除了几个便利店，连街边的门面都没几家营业的。
酒吧算是个例外，而且人还不少，只是换了个英文名字，叫什么beach，字体花里胡哨的，我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