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一连持续了好几天，打球是不可能打球的，篮球馆也轮不到你，我便约上几个不考研的呆逼捣了两场台球，大家都很惊讶，说，你个逼也太放松了吧。
是的，诚如你们所言。
说不好为什么，我甚至连陈瑶都不太想见，早饭基本上各吃各的，午饭和晚饭能推就尽量推，几天下来，她倒也没什么话。
直到一个周六中午，在二号餐厅排队打饭时，她突然就爆发了。
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的老伙计咬着牙把一只不锈钢碗重重摔到了地上，于是它就弹了起来，足有半人多高，跟着“咣当”、“咣当”、“咣当”跳过洗碗池旁的过道，一路滚到了餐厅门口。
不光我，所有人都惊呆了，虽然很快他们就笑了起来。
余下的餐具也没多好命，被重重地扔回了餐具车上。
等我捡回碗放好，再追出去时，陈瑶已拐过一道弯，无奈路滑，我拼命小跑，她可劲快走，足有个两三分钟我才拽住了她的胳膊。
陈瑶的眼圈连同小半个鼻子都红红的，她用力甩开我，戴上卫衣帽，竖起衣领，把拉链一路拉到了鼻尖。
接下来，她在前，我在后，就这么走了好一段，喊了几声，她都没理我。
快到开水房时，我猛地冲上去，一把给她抱了起来。
老伙计惊呼一声，开始使劲捶打，她瞅瞅周遭来来往往的人，板着脸小声让我快放下。
我把手伸她脖子里捂了捂，挣扎着尖叫几声后，她就笑了。
在川菜馆吃上火锅时，陈瑶翻翻眼皮，说我啥脾气。
我说：“你啥脾气。”
她哼一声，说好歹比我强。
沉默了有个十来秒，俩人都笑了，轰隆隆的，比环绕周身的麻辣油腻都要浓郁。
关于母亲和我到底咋回事，她从没有问过，只是故作老成地说：“你这么大人了，咋跟小孩一样？”
我能说点什么呢，我笑笑，半晌才“靠”了一声。
陈瑶说不知平安夜乐队能搞场演出不，我说这得等大波回来，她说解散前怎么也得搞一场吧，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关于考研，书当然还得看，因为陈瑶说：“你到底行不行啊，别准备大半年，连个研究生都没考上，丢死个人！”
为了防止丢人，我一连加了几天班，把《法理学》和《民诉》从头到尾又过了一遍，至于公共课，麻烦是麻烦点，但从技术上讲到底是小菜一碟。
母亲给我打过好几通电话，有的接了，有的没接。
就算接了又能说点什么呢，无非是她叮嘱我好好吃饭、好好看书，有啥事考完研再说，余下便是沉默，偶有一次她说起自己时，我怒冲冲地挂了电话。
大雪过后的一个晴朗晌午，母亲到平阳来看我，错了好几个电话后，我才接了，我让她忙自己的事，不用过来了，她沉默片刻，说人就在校门口。
临挂电话，她让我把那几件沾血的衣服拎出来，她要拿回家好好洗洗。
母亲并没让我喊上陈瑶，但我还是喊了陈瑶，结果后者一番推诿，就是不去，她笑得呵呵呵的，不忘提醒我的脾气肯定比她臭。
没有办法，我只能一个人去。
母亲一身黑色长款羽绒服，戴了顶黑色皮帽，两手操兜，穿着黑皮靴的脚不时在地上跺两下。
我不知道她等了多久，反正远远看见我，她就招招手笑了，白围巾在阳光下是真的白。
她问咋不见陈瑶，我说忙，她问上哪儿吃去，我说随便，第一次，她没有因为这个回答而调侃我。
冷冰冰地吃了顿热饭，除了母亲说了几句剧团、学校和奶奶的事外，也没了其他话语，她问起考研的准备情况，我只是埋着头哼。
这次母亲给送了条棉被和几件衣服，还有陈瑶的煎饼，大肉馅和糖油馅的都有。
她说钱打我卡里了，让我自己去买件衣服，有陈瑶参考，她也放心，当然，没忘叮嘱我不要乱花。
末了，她“咦”地一声，问我她要的衣服呢。
瞅了眼那始终低垂的眼帘，我终究没忍住，把脸撇过一旁，小声说忘拿了。
母亲似乎抿了抿嘴，什么也没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