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一些红彤彤的傍晚，当我站在门廊下，母亲打一旁擦肩而过时，某种气流就会无可救药地从我体内升腾而起。
但当她扭过脸来和我说话，我又立马会羞愧万分。
于我而言，这已成为九九年夏天继骄阳、暴雨和汗水之外的第四个常态。
事实上，不光我，所有的呆逼都或豪放或羞涩地表示自己需要搞一搞了。
我们又没像小公狗那样被阉掉，为什么不能尽兴地搞一搞呢？
站在村西桥头，看着阳光下越发黝黑的鸡巴，我突然意识到：这或许是适合裸泳的最后一个夏天了。
然而就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那会儿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整个假期母亲都在某培训机构代课，辅导些高考作文什么的。
他们的传单和讲义我都瞄过，和全天下的同类一样，无时不刻在吹嘘自己多牛逼、多独特以及多有先见之明。
所谓先见之明，即在以往的高考历史中曾风骚地押中过多少多少题。
我问母亲这都是真的吗。
她先是呸一声，后又敲敲我的头：“人嘴两张皮，看你咋说了呗。”
显而易见，母亲只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绝不是什么高考押题专家。
但条件非常之优厚。
每天只需两课时，薪水嘛，相当于以往五分之一的月工资。
那一阵父亲也不含糊，正撅屁股在工地上搬砖。
一段艰苦卓绝的适应期后，他老已游刃有余。
也许正是生活过于紧绷，父母不时会拌两句嘴，在还债问题上甚至一度吵得不可开交。
我清楚地记得，有次父亲为表达自己的愤怒，一屁股下去把一条塑料板凳坐得粉碎。
当时一家人正在楼顶吃饭，起初闷热，没什么风——真要有，也是鱼缸冒泡。
后来就起了风，伴着香椿和梧桐的摇曳，塑料碎片欢快地四处翻滚。
而父亲坐在地上，死命嚼着黄瓜，任奶奶说破嘴也不起来。
母亲比他还要沉默，她有种嚼黄瓜都不出声的技巧。
那个永生难忘的早晨便是这个奇异傍晚的延续。
工地上一般六点半出工（户外作业会更早），父亲起码六点钟就要吃饭。
其结果是每天我睡眼惺忪地打楼上下来，都要孤零零地面对一锅剩饭。
“老妈子”母亲不消说，奶奶也是个酷爱早起的主儿——自打爷爷去世，她便皈依了晨练教，机缘巧合的话至今你能在冒着露水的林子里听到她嘹亮的嚎叫。
总之用母亲的话说，我“就是太懒才落了个孤家寡人”。
早饭多数情况下是面条，这当然也是为了照顾父亲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对此我不敢有意见，但山珍海味也搁不住天天吃啊。
母亲却不以为然，她认为一日有三餐，营养够均衡了，以及“真不满意，想吃啥可以自己做”。
我自然没有自给自足的能耐，除了祈祷雨天，也只能指望奶奶了——她老要碰巧在家，兴许会帮我熬个粥、煎个蛋、拍根黄瓜什么的。
但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于是只身一条三角裤衩成了我出门前的标配。
我觉得这样十分符合气候条件，又不会妨碍行动自由，情绪所至时还能酣畅淋漓地大打飞机。
那天便是如此。
在大太阳炙烤下，我顶着帐篷迷迷瞪瞪地下了楼，打厕所出来又一路走走停停，怡然自得地翻了好半会儿包皮。
待我在凉亭里坐下，踌躇满志地准备搞一搞时，厨房里突然传来母亲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