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黏糊糊地卡在我的指甲缝里，身子还在兀自扭动。
至今我记得它那独一无二的褐色体液——像极了人血——我把它拿给奶奶看，却被一巴掌扫到了地上。
回家路上，爷爷突然一拍大腿。大家忙问怎么了，他老人家含混不清，口水都耷拉下来：“看这记性，咱都见过和平了，永平可还没见呢！”
陆永平呵呵笑着：“有规章，近亲才能会见。”
奶奶说：“咋，自己亲兄弟还不算近亲？再说有X科长在，这点小事儿还办不成？”
陆永平又是哈哈两声：“也是，下次看看吧。”
车里的燥热气流让我有些心神不宁。
下意识地，我通过后视镜扫了母亲一眼，不想她也看了过来。
我赶忙低下头，揉了揉鼻子，却嗅到一股混着草料的腥臊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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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年抗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件事：第一，长者提到胸口的裤腰带；第二，那头幸运的、被广大官兵精心呵护的猪；以及第三，前前后后搞了三次的赈灾募捐。
其他年级不知道，初三学生每人至少10块，三次就是30。
为此不少家长到学校抗议：为啥是我们给别人捐款，而不是相反？
也有同村村民来找母亲，起初母亲只是微笑应付，找教务处协商，后来迫不得已就把问题反映到了教委。
在各方压力下，第三次募捐宣告流产。
记得就是募捐流产后不久，一场姗姗来迟的冰雹裹挟着夏天不甘示弱的暴戾突袭了这个东部小城。
自行车棚塌了大半，篮球架也横七竖八地躺了一操场，遍布积水的校园让人想起末日降临前的索多玛城。
即便门窗紧闭，还是有不少雨水挤了进来。
我们把桌子并到一起，点起了蜡烛。
一种难言的喜悦合着窗外的电闪雷鸣在烛光间兴奋地舞蹈。
这是一种年轻式的愚蠢，一种难能可贵的孩子气，好在晚自习放学前丧心病狂的大雨总算放缓了一些。
老师抓住机会，宣布立马放学。
走廊里挤满了学生家长，校园里的水已经淹到了膝盖。
唯一的光源就是手电筒，当然，还有不时划过夜空的闪电。
我站在嘈杂的人群里，看着水面上来回穿梭的各色光晕，恍若置身于科幻电影之中。
正发愣肩膀给人拍了一下，我回头，是母亲。
她递来一把伞，示意我跟着走。
那天母亲穿了套灰白色的棉布运动衣，脚上蹬着双白胶鞋，在灰蒙蒙的夜色里闪耀着清亮的光。
她像条水蛇，游荡过拥挤的人流。
我双手抱臂，亦步亦趋，浑身却直打哆嗦。
到了楼梯口，母亲倒出一双胶鞋，让我换上，完了又变戏法似的拎出一件运动衫。
我一把拽过去，穿上。
母亲笑盈盈地看着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冷呢。早上咋给你说的？”
那晚我和母亲在教职工宿舍过的夜。
至今我记得操场上的汪洋大海——手电似乎都探不到头。
我们在齐膝的水中“哗哗”而行，海面上荡起魔性的波澜。
我禁不住想象，在远处，在那隐蔽的黑暗中，是否潜伏着不知名的神秘巨兽？
宿舍里也是黑灯瞎火。
母亲拿着手电一通乱晃后，终于摸到了烛台——其实就是啤酒瓶上插了根蜡烛而已——火柴却怎么也划不着。